 城市化的调整、暂停也仅仅是一步回马解危的棋局，冲卒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 前几年，我的家乡寿光盛行迁村并点，全市975个自然村盖楼房入新居的可能一时风行。靠近市区的一些村庄受惠早先搬进了楼房，腾出的宅基地以腾笼换鸟的方式被出卖到市场，沉稳的土地也变得冲动，各种代表城市特征的高层建筑、象征建筑、立体建筑开始了疯狂生长。 但是，大多数村庄并没有忽然间发生改变，依旧是数百年缓慢面对岁月的节奏，渐渐地，大多数乡村盖楼的声音就减弱了。人们继续过往的营生，种地耕作、外出打工……像潮水一样泛起的一种新的生活可能性被时间消解，潮水退却，甚至很多人就此放弃了有生之年住进楼房的想法。 对于是否搬入楼房，乡村居民的反应并不一致。也许因为拆迁还没有发生，村民相对坦然放松，更何况强烈的乡土意识其实大都以聚集而居的村庄为单位，而非单一的住宅。常见的情形就是，对于乡村城市化，无论接受或拒绝的心理都显得不太认真，人们至少还没有真心实意计算由此衍生的成本以及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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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过一些村民，有的是坚定的城市用户，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城市有一些接触，认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另一种则是对楼房心生恐惧，他们一方面无力承担城市化的成本，另一方面他们也确认了即使搬入楼房日常生活也得不到本质改善，对他们而言，楼房最多是居住空间发生了物理变化，还涉及不了化学反应可能产生的新奇惊喜和物质的提升，至于物理空间里的生活用品也会延续农舍的捉襟见肘。 沉寂了很久，乡村将被楼房替换的消息又开始传播，它的发酵有模有样、有板有眼，开发企业、开发时间、开发进度似乎被真实确定了一样，包括建筑的规模也开始讨论。有一种说法是开发商为了征得尽可能多的土地想要建筑高层住宅，村民虽然不太理解容积率增大对生活品质的影响，但是他们明确的事情是——高层建筑必然使用电梯，就会为以后的长期居住增加成本。 成本是乡村最先考虑的事情。事实上，楼房的空间对乡村并没有太多吸引力，因为乡村从来不缺乏空间，城市和乡村固有的隔阂才是吸引的关键。不得不面对的尴尬逻辑就是，虽然交通实现了城乡之间高效的连通，但恰恰这种加速后对时间的依赖性降低又加剧了城乡的隔阂——乡村的居民只需很短时间就抵达城市，可是，他们距离城市似乎又越来越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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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被开发前乡村居民综合了多种投入补贴的状况（退出一亩地补偿30万元），包括房子拆迁以后投奔临近村庄的亲戚暂时落脚，然而，只有少数人思考过村庄合并的现实，尽管几年前"迁村并点"出现时已经有了再直白不过的解读。 以姓氏聚居繁衍的村庄终于要面临它的课题——如果村庄合并，乡村就要重新建立更大范围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停留在社会交往表面，它暗藏了不明确却又必须明确的辈份称谓。当然，时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甚至其他难题，但时间唯独解决不了自己——眼下以及未来都需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养老。 过去三十年，中国乡村发展并明确了一种制度，当新家庭发展组建，村民委员会会在村庄规划的范围里批复宅基地用以盖房建筑，同时，针对年老的家庭成员，乡村也有匹配对应的老年生活区规划。在我的记忆里，大约20年前，我出生的村庄就有了确定的老年生活区，直到现在，老年生活区还在承担着居住以及居住以外的其他社会功能，它是有利于推动社会化的解决方案，既避免了大家族的矛盾，也以老年人聚居的方式解决了孤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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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分工对城市和乡村的作用太过明显。乡村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家庭的分散，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又相对平和地把大家族拆分成多个小型家庭；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老年人也从中剥离出来独立门户。传统的养老最先在乡村开始了试验，经年累月，老年生活区终成独立的乡村结构和养老意识，这几乎正是中国现在城市社区养老的样子。 所以，不论现在中国城市的社区养老如何表述，借鉴的来源选自德国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如何实现情感关怀、怎样处理孤独还是养老的主要命题。实际上，中国的乡村养老已经大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只不过很多乡村在面对城市化的时候看轻了自己、高估了城市的先进，城市化让乡村和乡村的居民变得紧张不安，相对成熟且适应中国乡土情结的养老体系意外成了乡村最先抛弃的部分。 因此，迎接城市化的时候，乡村必须提醒自己要对老年生活区的配置结构予以保留。十月初一回到故乡，我和爷爷谈到乡村入城的可能性，他说即使乡村聚集合并盖楼，建筑规划时也最好在高楼以外建设产权归属于乡村集体所有的平房，这样就解决了世世代代的养老问题。这种棋局式运筹帷幄的所向披靡之处正在于把老年人安置好，如此，年轻人的城市化才更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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